薛伯寿通过师带徒形式培养学生

中医药学是古代科学瑰宝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中医药学是古代科学瑰宝，中医文献浩如烟海，既有经典之学，又有历代传承，积累了丰富可靠的防病、治病经验。中医药学是与时俱进的医学，是道法自然的生态医学，更是追求提高疗效的医学。中医向来是悬壶济世，而非单纯治病，中医倡导“上工治未病”，倡导 “善治者治皮毛”，故有“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之论，治已病必然要损伤正气，故为下医。孙思邈云：“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中医是人学，重视人文之学，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心，心灵健康是形体健康的保障，中医长期为世界领先医学。

中医论述医患关系亦是超时代理念，《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医患关系是患者起主导作用，医者只是辅助。西方医学治病主要讲究对抗疗法，重视局部病理，忽视于人，忽视健康养生理念。医者必须善于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医生不是救世主，健康要靠自己！

党和人民军队在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基本依靠革命意志及中医药的保健及治疗来护航。解放初，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依然靠中医药，即使大城市名中医也能与西医抗衡。新中国成立时，西医仅有2万余人。毛主席说：“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开启了中医药学发展的新纪元。在周恩来总理精心筹办下，1955年正式成立中医研究院及广安门医院，周总理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周总理在与先师蒲辅周交往中曾说：“应该在前面加上‘继承’二字，就更完美、完善了。”

我的恩师蒲辅周，从四川成都奉调来京。与蒲老同期进京的还有3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大师，这使得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从建院之初就站在了中医药学术的高峰。中医大师以患者心为心，医德医风高尚，铸就广安门医院“服务于民”的院风。这些中医领军人才，既是临床大家，更是中医教学与科研的开拓者，为医院发展奠定了“医教研”三位一体的深厚根基。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老一辈人对中医事业的勤奋奉献，就没有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广安门医院的今天。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辉煌征程中，先师蒲老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中医宝塔尖上的明珠！

1956年卫生部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办“西学中班”，并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北大尚有“中学西班”，成为壮大中医人才之源。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主席号令，提高了中医人的自信、自强！再次倡导西医学习中医。

先师蒲老医学经验丰碑

先师蒲老是我国近现代中医学界公认的杰出中医大师、临床专家，为中医药事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蒲老主持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高干外宾诊疗工作，负责高级首长、高级民主人士、外国专家、驻华使节等重要人员的保健治疗。他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交托的任务，成为政协常委、人大代表。医史学家耿鉴庭先生曾评价蒲老为“新中国中医界显耀的历史人物”，他说：“在新中国中医工作中，虽然做出历史性贡献者不止蒲老一人，可是就学术上的全面、品格上的端方、操行上的循良、关系上的团结，他都是无疵可索，无美不备的。”

1956年夏秋之交，北京“乙脑”疫情严重，死亡率高，采用石家庄白虎汤治疗经验无效，反而加重。在周总理指示下，及时组织中医专家组，蒲老任组长，深入儿童医院传染科、传染病医院。蒲老以详参四诊所得，时令多雨潮湿，结合五运六气，判断北京“乙脑”属中医湿温病，应采用通阳利湿法、芳香化浊法，宜选用三仁汤、藿朴夏苓汤；指出1955年石家庄“乙脑”病属中医暑温病，故用白虎汤有奇效。在先师蒲老指导下，及时平定了北京“乙脑”，周总理赞赏蒲老“高明医生，又懂辩证法”。

因为任何一种传染病，必须掌握伤寒六经辨证及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八纲八法，理法方药统一；方药必须掌握配伍，减毒增效，必须防传变，灵活掌握救逆法。故蒲老总结出“乙脑”医疗经验，制定八法，从正治到防传变，救逆与调理，选定六十六方，为研究和治疗急性传染病做出示范总结。

蒲老还立“正治法”“救逆法”，在西医院病房中协作治疗麻疹肺炎、腺病毒肺炎、传染性肝炎，疗效显著，受西医崇敬，总结论文获科学大会奖。

中医历来重视整体恒动观，更离不开“至道在微”的思维微观求索。中医的三元立体思维“其大无边”，人离不开天地宇宙，求索天人合一；小则无内，如对外邪致病的思维微观求索，将自然界客观存在各种外邪按性质概括为“六淫”。我在先师蒲老的指导下研究《伤寒论》，心悟所得，点破千古之谜：仲景《伤寒论》实为“伤邪论”。寒为肃杀之气，以寒统六淫之邪。《伤寒论》为外感热病专书，自然有温病、瘟疫的内涵，为融汇寒温扫除障碍。人体为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对外、开放处皆为表，非只指皮毛。故余倡伤寒六经皆有表证，《伤寒论》皆有方药可证。太阳主表，固不待言；阳明经亦有表证，可用栀子豉汤清热透邪，中医“暑温”的正治方就是辛凉重剂白虎汤；少阳为半表半里，若偏于表，有柴胡桂枝汤；小柴胡汤可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说明少阳病也讲汗出透邪，肝胆系统的感染性疾病，往往起病就是小柴胡汤证加减；至于三阴经，太阴中风有桂枝人参汤；少阴病有麻黄细辛附子汤；厥阴病有麻黄升麻汤等，皆说明三阴病亦须透达外邪，所以《伤寒论》有“三阴直中”之论。

中医理论倡导“整体恒动观”与“至道在微”相结合。老子阐明“无则观其妙，有则观其徼”，倡导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为众妙之门，微观仪器设备是中医现代化、自身发展所必需。故现代化的检查、现代医学技术，如输液调整严重电解质紊乱、必要时运用激素、必要时急救输血等，都必须为中医所用；先进科学技术都必须服务于生命科学，中医学为性命智慧之学，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良风。我认为，中国本土的西医从业者应具有中华文化的根脉，应真正领悟“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中医药学是古代科学的瑰宝”，就应当自觉学习中医，成为融会贯通中西医的学者。而中医从业者，一定要自信自强。

继承发扬推广蒲老医学经验

1963年我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当时落实周总理指示：“要给蒲老这样的名中医配2~3名徒弟”，此为总理倡导全国名中医带徒弟，是培养高级中医人才的举措。我有幸被选拔拜蒲老为师，跟师一直到1975年蒲老驾鹤仙逝，共一十三载春秋。我跟先师的关系真正达到“师徒如父子，师徒胜父子”的境界。因全面继承发扬蒲老医学经验、医德医风，我在1986年就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971年，我受命负责“蒲老医学经验继承组”的工作。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指出：“蒲老医学经验继承组是周总理亲自抓老中医继承工作的点，必须努力做好这项工作。”他还传达了周总理对蒲老徒弟的要求：“继承发扬推广蒲老医学经验，造福于人民。”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在已出版《蒲辅周医案》基础上，我们又编写了《蒲辅周医疗经验》，此两书获全国科技大会奖，被誉为当代的“临证指南”。两书出版推动了全国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发扬总结。为使广大读者更容易掌握蒲老医学经验，我又及时编著《蒲辅周学术医疗经验——继承心悟》一书，此书为蒲老医学经验开悟之学。

当时，大家都盼望蒲老编写一本温病著作，以济世救人，蒲老谦虚地说：“我独创的东西不多，都是以经典理论为指导，运用前人经验。”蒲老遂以伤寒为基，综述温病、瘟疫名著精华，并结合自己临证心悟，给徒弟以讲课的方式，由高辉远大师兄主要执笔记录，综合编写了《温病述义》初稿。我和薛燕星、博士后孙良明共同修订整理此书，名为《蒲辅周温病述义》，珍贵非凡。这是融会贯通伤寒、温病、温疫学说的必读之书。我在数十年临床、继承创新运用的基础上，又编写出《蒲辅周医学真传——外感热病传承心悟》，力求全面、系统地将蒲老善治外感热病经验呈现给后人，希望培养出更多蒲老式的杰出中医大师。

先师蒲老倡导善用经方与名方。我有心得，如“四妙勇安汤”为治疗脱疽的名方，必有良好促进微循环、解毒的双重功效，故治疗心脑疾患，辨证合用四妙勇安汤可提高疗效，四妙勇安汤也可辨证用于急性痛风、外感热病；“升降散”本为治疗瘟疫的名方，但在普通热病、内伤杂病、结节病、肿瘤需要升清降浊时，合用升降散必然都能提高疗效；“乌梅丸”为《伤寒论》厥阴病之方，我将之用于多种寒热虚实混杂的疑难杂症，如顽固性心绞痛、顽固性痛经不孕症、顽固性头痛等均有治愈病案可证。

1968年春，中国抗美援越志愿军患严重恶性疟疾较多，缺少救治药物。中央军委紧急组织“5·23”医疗队赴海南岛探索针灸救治方法、筛选海南岛抗疟草药、研发新药。广安门医院是主要承担单位，承担针灸组全部和中药组部分派遣任务。中药组派我与王齐男配合广东省人民医院著名西医陈主任医师、护士长、检验师各一人，省军区派优秀曹指导员领导共同开展工作。我们采访当地民间医，筛选中草药，排除万难，亲自上山采药、制药，每个环节都认真负责。我们急最可爱志愿军所急，在六公军垦农场设立病房，开展认真细致的临床筛选，虽然没有筛选到特效药，但为第二批“5·23”医疗队中药组屠呦呦团队的青蒿素研究做了必要的前期工作，我被评为首批“5·23”医疗队标兵。青蒿素的研究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为助力疟疾防治贡献了中医智慧，是世界抗疟药物研究的奇迹；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为中医事业争光，为国争光。

1987年，坦桑尼亚原总统尼雷尔邀请中医帮助治疗艾滋病，国家中医管理局原局长胡熙明亲自邀我前往。中国中医研究院组织医疗队前往执行国家任务，我们首批队员在坦桑尼亚一年多，我们既从疫病，又从虚劳，综合辨证论治艾滋病，取得控制感染优于对照组的成绩。补元气，调虚弱；调脾胃，治顽固腹泻，均有疗效，开创了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先河，并在《中医杂志》英文版发表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论文。

2003年4月，“非典”猖獗，开始蔓延到北京，形势严峻，我从蒲老医学经验中，总结出“非典”辨治八法及方药，既有正治法，又有救逆法，人民卫生出版社加班印成小册，及时赠与抗击“非典”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被认为是“及时雨”，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此书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优秀论文，笔者荣获“抗‘非典’勇士”称号。

2020年元月，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正月初一，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与武汉线上研究治疗方案，根据节气寒冷，气候潮湿，肺炎“白肺”为急，我指明“武汉‘新冠’属寒湿疫，必须善用伤寒方，必须善用麻黄宣肺透邪”，这为研发“防疫三方”提供了重要思路。我的弟子齐文升、李亦武、周海平等亦为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蒲氏医学经验育人推广

我贯彻毛主席“6·26”指示，曾五下农村医疗队。其中广安门医院邯郸野河医疗队举办一期66名优秀赤脚医生大学班，我当时任班主任、主讲老师，现在学生多数为正、副主任医师，2人已成二级教授、名中医；我还担任十多届“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西学中班”的班主任、主讲老师，培养数百名中西医结合的骨干，不少人已成为科主任、学术带头人；我曾赴朝鲜宣讲蒲老辨证论治经验；赴荷兰神州医药中心创办西欧高级中医提高班，任主讲老师，带实习，两年培养了20余名人才；我为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指导老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同时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为全国各地、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广安门医院培养了很多具有蒲老特色的人才，三次获得传承大奖。

我三十多年精心培育的门人薛燕星，跟随我学习至今，她既是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新3+3”工程蒲辅周“三名”传承工作室负责人，又是我的“三名”传承工作室负责人。我一直一心一意贯彻落实周总理对继承发扬推广蒲老医学经验的指示，将其造福于人民，追求其至善至美！

中医药创新发展走向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在医教研方面都有高质量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医药法，为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作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应努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新时代、新征程，中医药事业会更加美好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