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略要

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祖籍山东曲阜。他精通文史，尤善岐黄，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幼年始随祖父宦游各地，在祖父的影响下放弃了科考，走上了学医之路。他博览群书，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具有独创性的学术体系，取得了显著疗效。

孔伯华从金代医家河间学派创立人刘完素及元代朱丹溪的学说中吸取了“世态居民有变”“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并从临床经验中总结出今人多阴虚内热或兼夹湿邪，形成了“郁热伏气”的体质，认为这是许多疾病尤其是温疴之病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孔伯华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认证、治疗、用药的方法，颇具实用性。

孔伯华早年曾与人合著《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晚年有《藏象发挥》《中风》《痢疾》等未脱稿的著述，后由先生后人整理《孔伯华医集》出版。

孔伯华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办学15年，培养学生700余人。北平沦陷后，他为了不使北平国医学院落入外人之手毅然停办学校，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任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顾问、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孔伯华

余少时见家中书画题“方家雅正”，亦闻“方术”“方士”等之辞，不解其深意，问于长辈始知：“方”者，既是医病之方剂，亦是立身之规矩，更是传承之大道。

今年恰逢祖父孔伯华先生诞辰140周年，又值儒家文化与中医文化融合传承发展论坛举办之际，循着先生“四方合一”的人生轨迹，追忆其行医育人、护道济世的生平往事，更能体悟中华文脉与医脉交融的深厚底蕴。

吸古纳今 自成一家

孔伯华出身名门望族，系孔子第74代孙。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学习孔孟之道，博闻强记，对于各种典故，信手拈来。早期的启蒙使他具备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也为他日后研习医学古籍、终成一代名医打下了基础。

孔伯华虽出身官宦世家，却生性淡泊，不慕荣利，从未打算将一生花费在追求金榜题名上。

祖父孔宪高对孔伯华的一生影响甚大。孔伯华的母亲体弱多病，又经常随家迁徙，因此常有不适之时。有些地方偏远荒僻，缺医少药，全靠祖父代为诊治调理，家人平日有病，也不须另请医生。孔伯华幼年最大的乐趣，就是跟随在祖父身边，看他开方抓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孔伯华自幼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孔宪高一生正直清廉，平易近人，除了为官和忙于公务，他也会亲自为无钱看病的街坊邻里及穷苦百姓施治，不取分文。孔伯华随家迁徙各地，沿途见到了不少劳苦大众，这让他感到，行医可救人于水火之中。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孔伯华全然不同于其他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他一生待人谦恭礼让，没有不知持家、挥霍无度的陋习。

另一个影响孔伯华走上医学道路的人是他的母亲。由于母亲多病，他看到母亲常年被病痛折磨，感同身受，一直渴望能够找到灵验的药方，使母亲解除病痛之苦。他一心侍奉母亲，凡事亲力亲为，照料母亲，起居、煎药、饮食，从不假手他人。这种至孝的品德，很得亲戚邻里赞赏。祖父过世后，他继续替人看病抓药。

古人说：“医易相通，儒医相通。”由于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再加上天资聪慧，勤奋不怠，孔伯华在阅读医学古籍时比常人更能领会其中深意。他认为，有志于医者首先应熟读《黄帝内经》，而后逐步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孔伯华认为，《伤寒论》这样的经典，“诚然是一部博大精深、理法兼备之不朽著作”，但其毕竟是汉代的著作，“亦有受时代和一方之隅的局限及世态、居民有变等古今之异，倘不知有变，原方照搬，而出现古今之病不能相能者，是咎在后人而无关仲景也”。因此，今人应该“取长舍短，去芜存华”，力避“食古不化”“断章取义”。同时要重视临床实践，只有在临床中才能验证古人的经验，发现问题，获得提高。

孔伯华23岁时，母亲因病重不治，辞别人世。失母之痛让孔伯华颇为内疚，深感自己未尽孝责，也更加坚定了他听从母亲教诲、继续行医的决心。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孔伯华渐明医术，开始悬壶济世。由于为人正直温和，诊治患者亲切认真，颇有儒家风范，他很快就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医生。但孔伯华知道，以自己现有的修养和积累，尚有许多病是不能医治的。只有走出去，亲眼见过，亲自诊治过，才能开阔眼界，做到心中有数，诊治更多的疑难杂症。为了积累临床经验，孔伯华除了在家设堂应诊，还经常到各地游历。所到之处如有名医，他一定前往拜访，虚心求教，以博采众家之长。他闻听直隶一代有名医蔡秋堂、梁纯仁，学识渊博，于是前往诚心求教。两位先生对孔伯华亦早有耳闻，对他的学识和为人也非常欣赏，于是悉心传授自己一生行医所得，让孔伯华受益匪浅。

中医界历来有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的门派之分。孔伯华认为，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的区别，就是在治疗方法和用药上，有辛温和辛凉之分，但是，究竟要用何药，关键在于辨清疾病的性质。不少庸医拘泥于门派之见，只见温热不见伤寒，或只见伤寒不见温热，不但不能治病救人，反倒断送了患者的性命。

在当时温病多发的情况下，温病学派兴起，且其治愈效果颇佳。对此，孔伯华非常推崇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刘完素关于“世态居民有变”的学说，认为人们的身体素质已经大异于古人，所生疾病自然也已经不同。而朱丹溪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从自己的实践中发现，“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更将刘完素的思想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高论，这尤其让孔伯华推崇备至。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今人除了多受温邪困扰之外，还易被湿邪所困，而且常见湿热合邪。他曾在其文章《湿热何其多》一文中感叹：“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

孔伯华认为，阴虚火热之体或再兼夹湿邪，人体内就形成了一种“郁热伏气”，感受外邪则易发伏气温病，为饮食劳役情志所伤则为内伤杂病，这正是现代人患病的根源所在。此处所说的“郁热伏气”，即指今人阴虚内热之体或伴有湿热内伏。

1915年，孔伯华前往北京就职外城官医官。外城官医院始建于光绪34年（1908年），是最早仿效西方医院体制建立起来的公立医院，是清政府的新政举措之一，除了提供门诊和接收住院等日常工作外，还要负责公共防疫等事宜，责任重大。医院中汇集了当时的一批名医，如杨浩如、陈企董、陈伯雅、赵云卿、张菊人等。到了民国时期，医院得以保留，仍然作为一个公共部门存在。

外城官医院是新式医院，平民百姓都可以排队挂号看病，医生每日在医院坐班接诊患者。由于分科清楚，名医众多，所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除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孔伯华同杨浩如等同事交往频繁，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知识，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时逢兵荒马乱，再遇天灾，极易引发瘟疫。各地医疗资源缺乏，如有疫情则无法控制，很快就会流行开来，祸及一方。1918年夏秋之际，河北廊坊一带发生霍乱。孔伯华随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人深入疫区开展防治工作。

医疗队所到之处，人烟萧条，家家门户紧闭，人心惶惶。很多人因感染卧病在床。事不宜迟，医疗队立即发出告示，在学校内接诊。当时，人们对医疗队并不信任，宁愿留在家中等死也不愿前往就诊。孔伯华等人忧心忡忡，知道只要略一耽搁，就会有更多的患者命丧黄泉。他提议，医疗队要亲自深入各村各户宣传、送医上门，向人们宣讲防治之法。这个策略非常成功，在看到有人成功获救之后，人们的疑虑被打消了，纷纷前来求治。

经过观察，医疗队辨明霍乱发生的缘由，除了气候原因和饮用的井水受到污染外，还与当地人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中医辨证属于湿热霍乱或饱食霍乱。经过医疗队数日的治疗，不少人转危为安，疫情得以控制。

从疫区归来后，孔伯华与同仁根据收集的资料，合著了《传染病八种症治析疑》10卷。

为民救病 为国救医

1923年，孔伯华辞去了北平外城官医院的职务，在京自立门户，悬壶应诊。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社会思潮倾向于西学，一些人在盲目鼓吹“全盘西化”的同时，激烈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不少传统文化精粹看作是封建遗毒。由于中医理念与传统思想文化衣带相连，被斥为是“和巫术一样的封建迷信”。

这种对中医的轻视影响了民众的判断，再加上西医对某些疾病的治疗确实见效很快，服用起来较为方便而且效果很好，于是不少人慢慢接受了西医，一有病首先考虑采用西医治疗，而中医门诊则患者日渐稀少。外城官医院虽然建立之初就是一所中西医综合的医院，但是中西医分工不同，中医负责门诊，而西医则分管病房医务，总的来说是以中医为主。1918年，外城官医院以中医为主的特色已经改变，医院里只保留了少量的中医医务人员，变成了以西医为主的医院了。

有鉴于此，孔伯华最后决定回归中医传统，遂辞去工作，在京悬壶应诊。

对待患者，孔伯华一向是平易近人、有求必应，从不耽误患者的时间。直到老年之后，身体衰弱，力所不逮，他才规定了每日上、下午各诊40人，但对于急症、重症患者，可以随时加诊。他还一直保持着出诊的习惯，对于有重病不能前来者，他总是事必躬亲，不论早晚寒暑，一定坚持前往。

文化学者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一书中讲述了一件事。他18岁时得过一次伤寒，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家里人已经为他准备后事了。经亲戚介绍，请来了孔伯华。当夜服药后，第二天早上舌苔的颜色有变化，说明病情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化。家里人忙拿着方子到孔伯华家敲开门，送进去，孔伯华于枕边又增减了几味药，邓家人买了回来继续服用。孔伯华每两天到邓家一次。第一次来看脉，开完方子后关照：明天下午准备患者大便。果然，第二天下午3时许，邓云乡忽然如大梦初醒般睁开了眼睛，醒来后就想大便，便后，顿觉浑身轻松。